“使由使知”和“可道不可强”
发布时间：2022-10-13 09:04:51作者：无量寿经教读网
“使由使知”和“可道不可强”
“使由使知”和“可道不可强”
钱逊
郭店楚简《尊德义》篇“民可使道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民可道也，不可强也。”一段，因其与《论语》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一句相近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人们希望通过对这句话的解读来解决对《论语》那句话理解上的长期争端，提出了一些意见，其中庞朴先生提出的意见颇具启发性：“争论了若干年的‘使由使知’题，其实关键原来不在‘可’与‘不可’上，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；而在于，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，在于‘古之用民者，求之于己为恒。’（《成之闻之》）在于‘正其身，然后正世’（《唐虞之道》）。”[1]
他跳出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“能不能”和“该不该”，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。他指出治民之道应是以“身教”而不是以“言教”，以“身教”来解释“民可使道之”的“道”，是有一定根据的。身教重于言教，确是孔子的基本思想，楚简也多处论及。但这一解释似也还有未尽善之处。问题在于简文的后半句“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”；说身教是“道”是可通的，而说言教就是“强”，就显得牵强了。
楚简和《论语》的文字，有两处不同。一是《论语》的“民可使由之”简文作“民可使道之”；二是简文多了“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。”一句。为了便于讨论，我们不妨暂时把简文与《论语》分开，先单独地看一下简文的意思。
简文后半部分“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。”应该说意思十分清楚明白，“道”是引导，“强”是强迫，“可道不可强”就是说可以引导而不可以强迫。其实也就是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基本精神。孔子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[2]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是“道”；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，就是“强”。这个“道”还是“强”？依靠德教还是依靠刑政的问题，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治国路线争论的核心问题。简文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似乎不需另加什么说明就很清楚。这一思想，楚简其它篇也有表现。如《成之闻之》篇说；“民可敬道也，而不可□也；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。”“可御不可牵”与“可道不可强”应是同义。简文又说到治民要遵循“人之道”，要以“人道”为先。这个“人之道”和“人道”，从孔子和儒家的基本思想来看，应该说首先是指孔子所提倡的“仁道”：遵循人之道，首先就是要“为政以德”，要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。
就“道之以德”来说，孔子重身教，强调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?”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要求当政者“帅以正”。简文中也有多处谈到这一思想。从此看来，身教是道之以德的重要方面，或可说是关键的方面。以身教释“道（导）”是可通的。但身教并非“道（导）”的全部，更不是“道（治国之道）”的全部。首先，身教有其内容。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‘如杀无道以就有道，何如?’孔子对曰：‘子为政，焉用杀?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’”[3]身教最重要的就是以己身之德影响百姓，而不是简单的身先士卒之类；这也就是孔子强调“帅以正”，“正其身”的内容和意义。所以，身教与言教的问题，只是道之以德的方法问题，比之是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还是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来说，只是第二位的问题；离开以德礼治国还是以刑政治国的基本问题，言教身教的问题也就失去了灵魂。其次，就方法而言，孔子也并不否定言教。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”[4]，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[5]诗书礼乐、文献的教育，是孔子教育中的重要部分；就为政来说，孔子说：“书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’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?”[6]又说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[7]可见言教也为孔子所重视，也是孔子治国之道的重要方面。楚简有“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命，而从其所行”[8]，意思与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同。此处的“命”、“令”，应是“命令”之意，不单是言教之意；命与令是依靠刑政要百姓由之、行之，所以只靠命、令就是“强”，而以言教释“强”则不可通。简文的后句与《论语》基本相同。只是《论语》的“民可使由之”简文作“民可使道之”。 简文出，人们以前句之“道”与后句的“道”为同义，并以“道之”释“由之”，认为“由之”亦即“道之”、引导之意。[9]也有的进一步说，“道之”是从治人者的角度为言，而“由之”则以治于人者为主体；“‘道之’意味着，有个客观的‘道’存在着；仿于道而行，是为‘道之’。”[10]其实，“民可使由之”也好，“民可使道之”也好，说得都很明确，主体是指“民”，不是治人者。如果以治人者为主体，以“道”为“引导”义，则“道之”应是主动语态；从语法来说，“使道之”似不可通。所以，简文前句“民可使道之”与后句“民可道也”这的两个“道”字，似应做不同的解释。后句“道”字作引导讲，前句的“道”则不可作引导讲。“道”与“由”相通，是对的；但不是以“道”释“由”，把“由”解释为引导；而应是以“由”释“道”，“民可使道之”就是“民可使由之”，就是可以使百姓顺道而行。
这样，简文可以作这样的解释：两句话包含“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”和“可道不可强”两层意思。前句“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”是就“民”来说，意思与《论语》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同；对百姓可以使他们顺道而行（照着去做），却不可能使他们懂得（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）。后句“可道不可强”是就治国治民来说，意思是只能依靠德治教化，不能依靠刑政强制。这是孔子和儒家治国思想的基本精神。两层意思相互联系，但并不相同。既说“可道不可强”，又说“不可使知之”是否矛盾呢？并不。楚简《成之闻之》篇又说；“民……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。”“可御”与“可道”同义。御，使马也。御与牵不同，御之有道。御与牵对举，御是御者依御之之道而行，使受御使者顺道而行之意；在御者来说是要循道而行，对受御使者来说，就是“使由之”。而牵则是强迫之意。就御者来说，御、道与牵、强是对立的；对受御使者来说，御、道与牵、强是一样的，都是要求他由之，并不要求知之。
钱逊
郭店楚简《尊德义》篇“民可使道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民可道也，不可强也。”一段，因其与《论语》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一句相近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人们希望通过对这句话的解读来解决对《论语》那句话理解上的长期争端，提出了一些意见，其中庞朴先生提出的意见颇具启发性：“争论了若干年的‘使由使知’题，其实关键原来不在‘可’与‘不可’上，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；而在于，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，在于‘古之用民者，求之于己为恒。’（《成之闻之》）在于‘正其身，然后正世’（《唐虞之道》）。”[1]
他跳出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“能不能”和“该不该”，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。他指出治民之道应是以“身教”而不是以“言教”，以“身教”来解释“民可使道之”的“道”，是有一定根据的。身教重于言教，确是孔子的基本思想，楚简也多处论及。但这一解释似也还有未尽善之处。问题在于简文的后半句“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”；说身教是“道”是可通的，而说言教就是“强”，就显得牵强了。
楚简和《论语》的文字，有两处不同。一是《论语》的“民可使由之”简文作“民可使道之”；二是简文多了“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。”一句。为了便于讨论，我们不妨暂时把简文与《论语》分开，先单独地看一下简文的意思。
简文后半部分“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。”应该说意思十分清楚明白，“道”是引导，“强”是强迫，“可道不可强”就是说可以引导而不可以强迫。其实也就是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基本精神。孔子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[2]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是“道”；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，就是“强”。这个“道”还是“强”？依靠德教还是依靠刑政的问题，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治国路线争论的核心问题。简文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似乎不需另加什么说明就很清楚。这一思想，楚简其它篇也有表现。如《成之闻之》篇说；“民可敬道也，而不可□也；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。”“可御不可牵”与“可道不可强”应是同义。简文又说到治民要遵循“人之道”，要以“人道”为先。这个“人之道”和“人道”，从孔子和儒家的基本思想来看，应该说首先是指孔子所提倡的“仁道”：遵循人之道，首先就是要“为政以德”，要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。
就“道之以德”来说，孔子重身教，强调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?”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要求当政者“帅以正”。简文中也有多处谈到这一思想。从此看来，身教是道之以德的重要方面，或可说是关键的方面。以身教释“道（导）”是可通的。但身教并非“道（导）”的全部，更不是“道（治国之道）”的全部。首先，身教有其内容。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‘如杀无道以就有道，何如?’孔子对曰：‘子为政，焉用杀?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’”[3]身教最重要的就是以己身之德影响百姓，而不是简单的身先士卒之类；这也就是孔子强调“帅以正”，“正其身”的内容和意义。所以，身教与言教的问题，只是道之以德的方法问题，比之是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还是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来说，只是第二位的问题；离开以德礼治国还是以刑政治国的基本问题，言教身教的问题也就失去了灵魂。其次，就方法而言，孔子也并不否定言教。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”[4]，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[5]诗书礼乐、文献的教育，是孔子教育中的重要部分；就为政来说，孔子说：“书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’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?”[6]又说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[7]可见言教也为孔子所重视，也是孔子治国之道的重要方面。楚简有“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命，而从其所行”[8]，意思与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同。此处的“命”、“令”，应是“命令”之意，不单是言教之意；命与令是依靠刑政要百姓由之、行之，所以只靠命、令就是“强”，而以言教释“强”则不可通。简文的后句与《论语》基本相同。只是《论语》的“民可使由之”简文作“民可使道之”。 简文出，人们以前句之“道”与后句的“道”为同义，并以“道之”释“由之”，认为“由之”亦即“道之”、引导之意。[9]也有的进一步说，“道之”是从治人者的角度为言，而“由之”则以治于人者为主体；“‘道之’意味着，有个客观的‘道’存在着；仿于道而行，是为‘道之’。”[10]其实，“民可使由之”也好，“民可使道之”也好，说得都很明确，主体是指“民”，不是治人者。如果以治人者为主体，以“道”为“引导”义，则“道之”应是主动语态；从语法来说，“使道之”似不可通。所以，简文前句“民可使道之”与后句“民可道也”这的两个“道”字，似应做不同的解释。后句“道”字作引导讲，前句的“道”则不可作引导讲。“道”与“由”相通，是对的；但不是以“道”释“由”，把“由”解释为引导；而应是以“由”释“道”，“民可使道之”就是“民可使由之”，就是可以使百姓顺道而行。
这样，简文可以作这样的解释：两句话包含“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”和“可道不可强”两层意思。前句“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”是就“民”来说，意思与《论语》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同；对百姓可以使他们顺道而行（照着去做），却不可能使他们懂得（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）。后句“可道不可强”是就治国治民来说，意思是只能依靠德治教化，不能依靠刑政强制。这是孔子和儒家治国思想的基本精神。两层意思相互联系，但并不相同。既说“可道不可强”，又说“不可使知之”是否矛盾呢？并不。楚简《成之闻之》篇又说；“民……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。”“可御”与“可道”同义。御，使马也。御与牵不同，御之有道。御与牵对举，御是御者依御之之道而行，使受御使者顺道而行之意；在御者来说是要循道而行，对受御使者来说，就是“使由之”。而牵则是强迫之意。就御者来说，御、道与牵、强是对立的；对受御使者来说，御、道与牵、强是一样的，都是要求他由之，并不要求知之。